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晓晖 2023年3月16日，中纪委官网披露了一则消息：航空工业原总经济师姚江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航空工业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赣州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姚江涛落马之前，担任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航信托”）董事长和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705.SH，下称“中航产融”）董事长。
2022年12月6日，姚江涛突然辞去中航产融、中航信托董事长及所有职务。当时就有传言姚江涛已被调查,但未获得官方证实。
姚江涛 资料图
彼时，中航产融公告称，中航产融董事会于2022年12月6日收到姚江涛的书面辞职报告，姚江涛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同时亦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风险管理与合规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姚江涛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简历显示，姚江涛，男，汉族，1963年9月出生，1981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江西省农行干校办公室干事、人事科科长，农行江西信托副总经理;1997年至2009年，担任江南信托（中航信托前身）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2002年至2009年，担任江南证券总经理、董事长。2009年12月任中航信托总经理;2016年4月任中航信托董事长。
姚江涛执掌中航信托多年，在担任中航信托董事长的过程中，与重庆民营企业家——重庆三峡燃气（集团）（下称“三峡燃气”）董事长谭传荣产生纠纷：谭传荣于2020年11月9日以“挪用资金罪”被警方带走，并羁押至今。此后谭传荣开始向各部门实名举报姚江涛。
谭传荣 资料图
姚江涛落马前，羁押在看守所的谭传荣向中纪委等部门写信，举报姚江涛通过重庆三峡能源有限公司(下称“三峡能源”)受贿600万元。
经济观察网记者获得的这份实名举报材料中称：在谭传荣的三峡燃气与姚江涛担任董事长的中航信托合资经营三峡能源期间，中间人（行贿人）马某以维护中航系统的关系和答谢的缘由，多次找到时任三峡能源董事长的谭传荣要求提供600万元资金，谭传荣表示同意。该笔资金分两次支付，第一次是2015年10月28日从北京科宇恒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山西晋城建行的账户直接支付给马某300万元（用途是借款）；第二次是2018年3月1日和3月2日，从北京科宇恒业能源科技公司在山西晋城支付给自然人隋某（马某侄儿，用途为往来款）。600万元支付完毕之后，中间人马某对谭传荣称，姚江涛的情人已由他安排到了加拿大。
谭传荣在实名举报信中表示，以上情况皆有证人，以及相应的转账证据，纪委领导可以在看守所找其进行进一步了解。
与姚江涛同一天落马被查的，还有姚江涛的下属——中航信托副总经理魏颖晖。
魏颖晖被查
3月16日，中纪委网站披露，航空工业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颖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航空工业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龙南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1岁的魏颖晖1995年进入中航信托的前身江南信托，和姚江涛共事20多年，并曾担任姚江涛的助理。
公开资料显示，中航信托股份是由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过十余年的市场洗礼，该公司已发展成为管理资产逾6000亿元、净资产逾百亿、进入行业发展前列的现代金融企业。公司业务齐全、产品多样、服务完备，覆盖了另类投资、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全理财价值链，截至目前，在全国24个大中城市共设立33个业务团队与28家区域财富中心。
姚江涛曾经是这家大型金融机构的掌舵人。2021年，中航信托在中国信托行业排名第六。
中航信托官网已经撤下了与姚江涛有关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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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妇想让情夫升官当市长 赴京找"张新政"帮忙结果被骗
“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日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地方随后也有了动作。江西省纪委十五届三次全会将打击“政治骗子”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连日来，以印发典型案例通报、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清“政治骗子”的本质和危害。
事实上，“政治骗子”由来已久。1955年，被称为“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案”的当事人李万铭行骗多年，靠造假混成中央处级干部后被捕入狱。老舍还按照此案创作出话剧《西望长安》。近年来，在落马官员的相关通报中，“结交‘政治骗子’”的措辞更是频繁出现。
数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期高层将打击“政治骗子”提上了新高度，原因有二，一是“政治骗子”已从局部问题变为普遍性问题；二是随着形势变化，反腐工作的重点和策略正经历相应的调整。
骗子与掮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披露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与两位“政治骗子”长期交往的故事。
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石晓春和傅政华相识几十年，很早就看准傅政华是个官迷，生出了利用他的念头。2018年，石晓春向傅政华吹嘘自己有特殊门路，能帮他“搭天线”谋升迁。另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政治骗子”李全更是和傅政华交往20年。他把自己包装成专家学者，告诉傅政华自己是领导同志身边的高级智囊。这些年里，两人打得火热，成为莫逆之交。
傅政华
据专题片，交往的过程中，石晓春、李全都利用傅政华的职权为自己和关系人办事、站台，谋取了大量利益，但二人带给傅政华的只有一个接一个的谎言。这是典型的“政治骗子”。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最初是口语化的概念，后来成为专有名词，是指通过虚构或伪造真假参半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以政治利益为诱惑，骗取权力主体的信任，以达到谋求特定利益的政治欺诈行为的实施者。
相比“政治骗子”，“政治掮客”是一个更早概念化的名词。2002年，《中国监察》杂志发专文详述，“政治掮客”在政治领域活动，专事为他人办理各种证件、审批手续，帮助调动、安置、分配工作，联系参军、上学，谋求官职、官位。其显著特征是利用公务人员手中的权力来办事，从中捞取钱财或谋取其他利益。
毛昭晖分析，“政治骗子”和“政治掮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掮客”更多的是受权力主体和资本主体的委托，在权力和权力之间、权力和资本之间进行牵线搭桥的中介人。与之相比，“政治骗子”是政治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其自称的身份和掌握的资源基本都是假的，自然也办不成事情。另外，相比“政治骗子”，“政治掮客”获取的利益仅仅是佣金、中间利益；他们也可能搭权力便车，在作中介的过程中获取信息，再去进行利益投资。
在毛昭晖看来，二者也有共同点，即都以仕途发展、化解政治危机为其活动内容的核心。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政治骗子”可以“晋升”为“政治掮客”，“政治掮客”也可以利用“政治骗子”的骗术。
多个案例显示，“政治骗子”在形象包装、行骗手段方面具备一些共性，他们一般承诺可以做两类事，一是运作升官，二是逃避组织审查调查。
单增德
傅政华和两位“政治骗子”的交往，就是因其承诺可以运作升官。同样因升官心切被骗的还有原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单增德的情妇去泰山烧香拜佛时“巧遇”一位“大师”，“大师”说只有单增德当上了市长，情妇惦记的一块地才能到手。而要当上市长，需到北京找一个叫“张新政”的人。情妇照办，果然在京找到“张新政”。对方索要运作费，单增德拿出180万，最后官没买成，“大师”和“张新政”也都没了影。
“政治骗子”常用的另一个诱饵是帮助官员“逃避组织审查调查”。为了帮己脱罪，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叫欧阳荣华的商人身上。他相信对方有“游说中央领导”的能力，甚至在2014年6月落马前夕，还频繁到北京与欧阳荣华商量“对策”，并奉上5000万元礼金求打点关系，结果事未办成，钱打水漂。
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被查前特意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央纪委工作过的人，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模拟演练如何对抗调查。后来真相大白，这个“政治骗子”其实是兰州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
既然大多情况下是虚张声势，“政治骗子”的诈骗伎俩为何能一再得逞，甚至让一些官员长期被蒙蔽？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多是满足部分官员的心理需求，让他们不断产生心理期待。
高层发声
在近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在毛昭晖看来，这说明“政治骗子”已从前些年相对个别、区域性的现象逐步发展成一个普遍性问题，危及到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
刘新云
近年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被查处官员的通报中，“政治骗子”的表述多次出现，如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盲目听信“政治骗子”；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山东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党委书记、主任窦玉明同样将“政治骗子”奉为“座上宾”。
“从这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政治骗子’已成为导致很多中高级官员落马的重要因素，成了腐败的催化剂，到了不得不治的节点。”庄德水说。
除了问题本身的严峻性外，高层对“政治骗子”的关注，还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反腐重心和策略正在调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传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反腐工作的重心在官员身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反腐的认识进入新阶段，反腐打开了新局面，现行反腐策略得到调整，“反腐不仅要针对官员，还要对腐败长期存在的土壤进行治理，倒逼相应的制度建设”。
在毛昭晖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治理“政治骗子”，就是政治监督精准化的一个可能的途径。
事实上，对“政治骗子”的打击已进行了数年。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被称为“最严”党纪处分条例。该条例虽未明确提到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政治掮客”方面的规定，但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提到“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国内一位反腐研究专家曾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相当于将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等行为纳入了违反政治纪律的范畴，也意味着在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在认定这种行为时有据可依。”
近年来，“政治骗子”仍不时被发现。江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政治骗子”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横行无阻，一方面是拿捏住了部分官员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给了“政治骗子”利用制度漏洞的机会。
当前在打击“政治骗子”方面仍存在法律漏洞。毛昭晖分析说，从刑法角度讲，“政治骗子”的运作属于诈骗行为，但“政治骗子”不是法律概念，只能通过党内的规范性文件加以约束。他认为，未来相关部门应完善法律，这是治本之策。
他还提出，应该通过对“政治骗子”的打击和治理，倒查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庄德水认为，有的干部对组织的干部考察锻炼机制不了解，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王传利也认为，“当破除了对权力的过分崇拜，当制度更加健全，社会文明更加进步发展，这个问题才能改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