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复一日，庞大的渔业链条中，每一环忙于生计，维持着海产品的稳定供应。
渔民正在作业。
9月1日，山东省烟台市初旺村，71岁的牛春霞没等来开海节。
她从小在村庄长大，往年9月初，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歌舞声中，百艘渔船离港，这是一年里渔民最重视的时刻。
今年还没开演，村里突然收到消息：“不让弄了。”牛晓丽有点恼火，村民们加班加点搭好的台子只得拆掉。她一打听，大家传言是因为“核污水排放”，开海不要“动静太大”。
8月24日起，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预计将持续30到40年。
依傍国内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的初旺村，有胶东地区最大的群众性渔港。
当互联网上充斥着对海鲜与渔业的焦虑，现实中的初旺村似乎显得平静。事实上，在没有确切的污染之前，渔民们更担忧的，是捕捞产量的变化正影响着生计。
随着海洋资源衰退、出海成本增加，减船转产早已成为渔村的普遍趋势。回不去的传统渔业，将走向何处？
早晨渔船靠港。冯蕊 摄
比“核污水"更担忧
8月底开始，网络上传言不断：“海鲜究竟能不能吃？”“鱼是不是已经被污染了？”“为了安全不要再去海边了。”“还有240天，就要到国内海域了。”
一时间，不少消费者涌入海鲜市场，纷纷囤货。
“现在行情很好，供不应求，一直在涨价。”海鲜经销商吴宇杰说，核污水入海的两周里，他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9月2日，他一天就卖了1200箱、79万元的海鲜。不少同行的订单量直接翻了一番。直到9月8日，他眼看上升的营业额，逐渐趋于平稳。
流言波及的近海捕捞，正是初旺村世代以来的支柱产业。但这里的生活与生意，似乎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
“村里有在讨论日本排污水，各种说法都有，是真是假的，讨论的对不对，啥也不知道。”牛春霞嘀咕，弄得“人心惶惶”的，但9月以来，鲜少有村民再提过这回事。
9月7日，早晨7点，初旺渔港人头攒动。渔民们支起遮阳伞、摆上泡沫箱，等路过的鱼贩物色、打包。几小时后，这些鱼获就能运输到批发市场、海鲜供应商和餐厅。
人们在码头等待鱼获。冯蕊 摄
刘晓丽摆摊前支起遮阳伞。冯蕊 摄
牛春霞的女儿刘晓丽正在码头边摆摊卖鱼。她24岁结婚时，和丈夫买了第一艘船。两人已经干了22年。
“都说污染、污染，也不清楚咋回事。”刘晓丽摇了摇头，重复道。
眼下她正焦心的，是今年的鱼获产量，比往年还要不好。“海里的资源越来越少，活更不好干了。”
此时，鱼贩张鹏和吴宇杰，正在靠港的大船上挑选鱼获。一个半小时后，带了5个篮子的张鹏只装了一个半篮子的皮皮虾，加起来总共5斤。不少挑鱼的贩子和村民，空着手扫兴而归。
张鹏在码头收鱼。冯蕊 摄
张鹏和吴宇杰收了一篮半的皮皮虾。冯蕊 摄
“现在近海捞上来的鱼都破破烂烂的。”吴宇杰说，除去小鱼、品相不好的鱼，能剩下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张鹏苦笑，今天的遭遇是近几年的常态，传统渔业资源富足、收入颇丰的黄金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实际危害还没检测出来前，我其实不是特别担心核污水，”他坦言，“就算没有核污水，这个行业又能维持多久？”
实际上，比起未抵达的污水，未证实的污染，渔民们感受更为强烈的，是渔业资源的变化，正影响着他们的生计与未来。
运输车在一旁等候。冯蕊 摄
停泊在港口的渔船。冯蕊 摄
“跟不上捕的速度。”
1991年，3岁的张鹏每天在海边消磨时间。他用手拎着鱼线，往上一抬，每次能钓十几条。“那时候，鱼特别多。”他笑着回忆，钓到的每条鱼有将近半米长。
牛春霞说，2000年前，在初旺村，“搞鱼的”和“种庄稼的”大概是五五分。刘晓丽一家决定买船，就是想着村里渔业资源丰富，能够“靠海吃海”。
当时，刘晓丽和身边的渔船为了提高捕鱼的产量，纷纷买入“彩探”（彩色探鱼器）。探视器的屏幕上，大鱼是圆圈，小鱼是三角形，密集的点是鱼群，这样一来，鱼不管在哪儿，都能“一网打尽”。
她发现，有渔民想捕到更多的小鱼，把标准渔网改成网眼只有一两厘米的小渔网；船上捕到特别小的幼鱼，也不会放生，这些小鱼上了岸没法吃，就通知工厂拉走，去做饲料、加工品等喂牛喂羊，有些直接丢弃在码头地上。
一些鱼获被丢弃在地上。冯蕊 摄
捕获物中，很多小鱼会被制作成饲料。冯蕊 摄
“自然繁殖的速度，跟不上渔民捕的速度。”张鹏说道。巨大的捕捞量中，能利用的产量却越来越少。
根据《中国渔业年鉴》，1990年国内近海捕捞量为594.4万吨，1999年已增至1203.46万吨，超过每年800万吨的捕捞承载上限，其中30%是充当饲料的幼鱼。研究显示，在鱼类成熟前进行捕捞，会让鱼种个头更小，从而为了捕到更多的鱼，渔民们的网眼也在变小，形成恶性循环。
而根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0年前后渤黄海生物仅剩180种，比最早记录的300种减少40%。因此，1995年，黄渤海开始实行伏季休渔期，从最初的2、3个月增长至4个月。休渔期间，渔政部门会在近海投放各类鱼苗。
尽管如此，张鹏觉得，“目前近海资源没那么乐观。”
刘晓丽提到，就拿小鲅鱼来说，以前一趟船捕一万多斤是常态，少说也有七八千斤，现在一趟捕四五千斤都是多的。她记得有一年开海，一辆车最多拉了3000多条鲅鱼。“这么多年来，就那么一次。”她说，这几天一辆车最多拉三四条鲅鱼，“直接砍了1000倍。”
“鱼的种类也在变少，很多鱼没了，像长江刀鱼，还有的鱼我叫不上来。”刘晓丽补充道，在码头，鱼价“随行就市”：渔船和鱼贩会根据市场行情商量一个统一的价格，各家开价根据鱼的大小、品相略有浮动。物以稀为贵，产量小的话，行情自然就上去了。
大个头的鱼容易卖上好价钱。冯蕊 摄
“但鱼价高不意味着能赚更多的钱，因为没有量。”刘晓丽说，哪怕是一毛钱一斤的小鱼，五六万斤和一两万斤挣的钱也相差甚远。
如今，张鹏和吴宇杰指出渔民的无奈：一边是产量的下降，让一些鱼成了稀货，但渔民的开价需要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另一边由于“好货”不多，一些鱼卖不完，渔民只得让冷藏车低价收走。“统一就两块，总不能把货放在港口，第二天就臭了。”张鹏说道。
“出一趟说不定还亏本。”
中午12点，刚从码头回家的刘晓丽，外套上散发着鱼获的咸腥。“很多人离我近点，就会嫌弃真臭。”刘晓丽戏谑：“我就会说，这分明是钱的味道。”
曾经，初旺村凭借渔业生产成了烟台市的“亿元村”，村里盖满了两层小楼房。刘晓丽记得，鼎盛时期，开渔期间的毛收入能达到五六十万元。
“现在收入不低，但很不稳定，看老天吃饭。”刘晓丽说，近几年，开渔期间的最低毛收入是20多万元。
刘晓丽和丈夫用攒下的积蓄，从最早的一艘小木船，逐步换成小钢壳船，5年前，他们终于买上了向往已久的“大钢壳”。“20多年，一直奋斗在现在。”
但她算了算“养船”的支出，叹了口气。
刘晓丽说，光一艘大船的造价是400万元左右，得时常送到船厂保养、维修。大船上不仅要送网、拉网，还要对鱼获进行分解、归类的预处理，因此出海除了她的丈夫，还要雇13个工人。
“工人的工资年年涨。”刘晓丽指出，船长的工资是9万元，轮机长、船长助手8万元左右。三个半月的时间，她得发近90万元的工钱。
她提到，现在船只出海的油费已经涨到近6000元一吨。这样算下来，今年要拉200万元的货才能保本。平摊下来，每晚上得拉两万元的货。近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一晚上的鱼只能卖1万多元，卖几千元钱的情况也很常见。
“海里面能捞的东西太少了，出海的成本却在飙升。”张鹏记得，原先每艘渔船有燃油补贴，根据船的马力、航行里程发放，跑得越多拿的数额越高。2009年时，他看到一艘小船每年到手的补贴至少有10万元，有些大船能拿到60万元。但此后燃油补贴逐渐减少，直至去年彻底取消。
“去年港口的渔船出海，七成都在赔钱。”他说。
2018年前，刘晓丽每年刚过完年，大概正月十五，便会和丈夫去威海石岛，北方最大的一个码头继续出海，一直到休渔期再回烟台。
正值冬天，有浪的日子里，海水打到甲板上下不去，结成厚冰，用铁铲也铲不掉。出海最快是12个小时，最久要30个小时。三四个月的工作，能让刘晓丽夫妇拿到10万元的毛利润，补贴给家里两个孩子去外地上学。
“现在出一趟说不定还亏本，就干下半年三个半月得了。”刘晓丽说，身边越来越多的渔船正在缩减出海时间。不出海的日子里，很多人会去打打零工，她就在村里种植枣子、无花果，成熟后拿到摊位上卖。但终究不如捕鱼“来钱快”“赚得多”。
“渔民还是离不开海，出海才有生活来源。”她强调。
刘晓丽卖无花果赚额外的钱。冯蕊 摄
刘晓丽骑三轮车去码头。冯蕊 摄
“只剩了4条。”
2011年，在北京念完大学的张鹏回到家乡，恰逢烟台开发区大规模拆迁。
他回忆，当时开发区要修建化工厂和运输港口，原来镇里有36个自然村，后来只剩下3个左右，其中初旺和芦洋两大渔村、初旺渔港被保留下来。许多渔民被分配了在开发区市区的安置房，离海岸线有十多公里。
“一些人不知道干什么，没什么技能，也受不了工厂的时间约束。”张鹏说，这些村的村委给部门渔民找好了初旺渔港的关系，让他们在当地租三到四个月的房子，能继续“靠海吃海”。不过，更多的人因为距离遥远、船位难寻，离开了行业。“很多人直接去化工厂上班了，撤出去将近一半的船。”
张鹏的父亲最早承包了30几条渔船，渔民都来自被拆迁的村庄。这一年，张鹏眼看着20多条船的渔民都把渔船强制报废，最后“只剩了4条”。
张鹏家剩下的渔船之一。冯蕊 摄
张鹏正和自己承包的渔船打招呼。冯蕊 摄
他苦笑，拆迁对务农的村民“肯定合适”，但对承包船的家庭来说“并不划算”，经营利润缩水到拆迁前的十分之一。“一条船一天起码能创造100块钱的利润，那20条船都是2000块钱，一点儿也不夸张。”
牛春霞年轻时在船厂为渔业生产队编织纺绳。她描述，以前的船要比现在多一倍，清晨，海岸边上的船一艘接一艘地排着队，一眼望不到头。
“年轻人都去外头找工作了，捕鱼的年轻人极少极少。”牛春霞感慨，45、46岁，几乎是渔民中最年轻的一辈。
高中毕业时，张鹏在父亲的渔船上出过一次海。当时渔船上还没有自动起锚的网机。6月烈日下，他和两个渔民用手拽着渔网，一点点往上拨，一拨就是几百米。“那次之后，我再也不想出海。”张鹏说，自己毕业后还是喜欢海边自由懒散的生活，才选择回到渔港，但更多的渔村后代会去上班或创业，离海越来越远。
吴宇杰记得，当父亲知道他想当海鲜经销商，和家里的亲戚说：“好好养的一个研究生，变成了一个鱼贩子。”刘晓丽的女儿告诉母亲，“我想留在大城市里，给后代更好的生活。”
目前，根据张鹏的说法，初旺渔港的船大约还有150艘。
刘晓丽本来打算干到55岁为止。核污水排海的消息，让她对未来更不确定。
“还能干多久，得看看海里的环境。”她和牛春霞听说，这里之后可能要建高铁站和集装箱码头。“不知道两个渔村还能维持多久。”牛春霞抱怨，住在村里，冬天烧不了暖气片，出门上厕所不方便，但一说到搬，她连忙摆手：“不行不行，看不见海，真挺难受的。”
刘晓丽眺望着山后的化工厂。冯蕊 摄
18000公里的海岸线
渔业经济学家乐家华，2007年回国后开始从事渔业研究。
此时他在调研中发现，近海捕捞的资源衰退、减船转产，已经是普遍现象。
“谁也不能保证今天能捕多少，海里有这么多的船，大家都在捕，捕捞强度不上去，怎么赚钱？”乐家华坦言，渔业保护措施的落地有很多矛盾，综合海洋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近海渔业资源已经回不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水平。
与此同时，他眼见渔业监管更加严格。除了休渔期的延长、对网具的数量和网眼大小进行限制之外，近年来，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试点配额捕捞：依据各种渔业资源的最大可捕量，评估当地经济水平、捕捞能力等，限制渔民捕捞各类渔获的数量。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2年，国内的近海捕捞产量已缩减到每年1000万吨内。“沿海和近海的产量还会逐步下降，未来几年都不会超过1000万吨。”乐家华预估道。2022年的国内海水产品产量中，海洋捕捞产量仅占19.3%。与之对应的是，渔船数量从2010年的106.56万艘减少到2022年的51.1万艘。
不过，“渔民的转产转型，面临一些难题。”在渔业非营利组织智渔工作的王松子说道。她曾跑过30多个渔村调查。“大部分的渔民年龄大，文化水平比较低。”她发现，渔民捕捞的技能很难迁移到养殖等其他水产工作岗位上。内陆养殖对技术有要求，深海养殖的深水网箱投入太高，渔民个体很难参与。
乐家华见过，有退下来的渔民去从事服务和养殖行业，没过几年又回到了海上。多数人还是会青睐和海相关的职业。他和王松子都认为，轻量化的休闲渔业、水产品加工流通等附属产业会成为未来，很多退捕渔民的转产方向。
“但近海捕捞不会消亡。”乐家华笑道，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仍有500多万的传统渔民，虽然本地的年轻人正在退出捕捞，但沿海社区的经济水平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正在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填补空缺。
渔民的工作辛苦，但收入不低。冯蕊 摄
张鹏经常弯腰，腰部有受伤。冯蕊 摄
王松子盼望着，随着捕捞更加规范，渔业资源慢慢恢复，渔民与海之间达到新的平衡，传统渔业会重新焕发生机。
对于核污水为渔业带来的潜在影响，乐家华和王松子坦言，“影响是肯定有的，但目前不好说。”王松子表示，不确定的未来之下，应该引导渔民主动寻找新的机遇，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渔业社区。
8月底，张鹏和好友开始制作简餐，供应给附近新建的大学城。吴宇杰和村里的水产加工厂合作，渔民捕捞的皮皮虾，经过村民的加工、包装，很快会送往全国各地的商超和餐厅。
夜晚7点，码头回来的张鹏终于和家人吃上晚饭，几条买卖剩下的黄花鱼，配上一打啤酒， “这就是海边人家的日常，没什么的，就是这样。”
日复一日，庞大的渔业链条中，每一环忙于生计，维持着海产品的稳定供应。
(文中渔业从业者均为化名）
